追求来的自由和与生俱来的自由——高中生活记一

  大概是 18 年 7 月那时候,我跟学校的交流团去德国(巴伐利亚)交流访问,顺便游了游一些其它中欧国家。彼时国内有个事情闹得厉害,我也通过一个论坛了解了相关的理论。而在此之前,高一的我已经在班主任的一系列奇妙深刻的操作和与(相对自由得多的)初中的落差下完成了对班主任口中虚伪的集体概念的分析,并进一步完成了对一些更大的共同体的解构。在原著中与那个论坛里学习到的一些关于解放的理论,加上我自行思考与政治老师潜移默化而来的个人主义倾向,让我个人的思想解放如火如荼。我突然觉得那些还没有觉醒自我意识的人挺可怜,因为他们竟然意识不到被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诸多不合理制度。我用逻辑在我心中斩断一条又一条锁链,并且时不时和团里的 A 君口嗨。
  成员非富即贵的交流团里,位居末流的我除了 2 个初中同班同学以外,谁也不认识。顺带一提,交流团共 15 人,全都来自我的初中,而且我初中同班同学加上我就占了 3 个,可见我初中的人在这高中里有多优秀,我在高中体会到落差也部分因此。A 君并不是我初中同班同学,但我见他行为举止散漫、不把规矩放在眼里,于是经常对着他口嗨,口头鄙夷各类规矩。A 君照例会和我应和几句。
  然而,在整个旅行团里,只有我在启程时身着校服。同行的副校长当时一个劲表扬我,号召大家向我学习。我不大高兴,其它人也不见得有多想“向我学习”。不过,我的确没有什么衣服可穿——我没有买衣服的时间,行李里除去校服和亲戚送的衣物,就只有一套 Adidas 是自己临行前买来加身价的。
  交流的第三天,我们和友好学校的结对交流生一起去参观一个城堡,城堡内构我没什么印象,也许是太简单了。我只记得地下室里摆着不少刑具,但也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,覆盖的锈与包衣让我觉得它们的尖与刃并不锋利。回来的路上,我和 B 君(相对守规矩的一个)坐在副校长后面,车堵在路上,我们也就聊起天。不过,副校长打算睡觉(还没倒好时差),而我们显然打搅了他的美梦,他于是转身警告我们,要求我们注意国际形象。
  车堵久了,后面的德国学生们估计也挺闷,就掏出蓝牙音箱放起歌,在车厢后面嗨了起来。这时是我们的暑假,德国学生们也考完了期末考,正准备放假,于是他们又唱又跳,手舞足蹈。这些歌里我也就认得一首《Sandstorm》,就跟我的结对学生说了两句:“Is it sandstorm? ”“Song name plz? ”他和我解释说,堵车太闷了,大家都想嗨一下。副校长显然再无法入睡,这次他什么也没说,也没再做什么,只是掏出手机刷起微信。我于是得以继续和 B 君聊天。
  下了车,我找到 A 君,离开副校长一段距离之后,口嗨副校长是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”,顺带拿副校长身份开玩笑:“国民党本性暴露无遗。”副校长属于一个名字里带着“国民党”三字的民主党派,我觉得这一政治面貌为他带来了我高中的副职。A 君也就和道:“治不了外国人还治不了你吗?”
  后来我们去了慕尼黑,参观元首改组国社工人党时的那家啤酒馆,路上碰到有个人随身带着大喇叭,喇叭录音喊着一些中文,A 君就跑过去用汉语问(调侃):“你是哪里人?”带喇叭的人确信我们是中国人以后靠得更近了,喇叭里充斥着种种保守甚至是反动的价值观,小学时他们的宣传我挺感兴趣,现在却让我听得很不舒服。他直到我们上了车才消停。副校长在车上对我们说:“要有定力,看我们现在生活得多好,他说的那一些东西难道不是不攻自破吗?”私以为副校长说的这些不属于合适的反驳方式,因为他没有从逻辑上正面攻下来,而是转进立了稻草人。然而彼时我正愁于国内那个运动的前景,也没有心思去详细地分析喇叭人的话。
  之后我们结束了在德国为期 1 周的交流,开始下一周在中欧的旅游。我们参观一个古镇,镇子上的建筑一楼用石头、二楼用木头、阁楼用稻草。而且楼之间都留有不小的间距。导游说,这是为了防火——燃烧的高层可以倒塌到楼间距里,而因为大家一楼是石头做的,火就难以传到其它建筑那里。我突然想起我的寄宿家庭也是 1 楼用砖而 2 楼用木。住进去点起灯来倒是相当温馨,然而我在中国的家全都是砖砌,粉刷了一层又一层的漆也不见得有什么温馨感。
  我在中国的家 1 楼倒是用木作了吊顶,4 年以后就被白蚁啃食一空。难道德国人不怕白蚁么?也许是较高纬度不适宜白蚁生活吧。我一查,果然如此。
  中午我们去一家意式餐馆吃饭,吃着饭的其它国家的人都挺安静,少有聊天也几乎是耳语发唇齿音。但我们团的人是例外,进去就相互聊天、吵吵嚷嚷的。副校长警告我们要注意国际形象。我以为,入乡总得随俗。A 君是说话最大声的那个,我也就让他说话声音轻一些,A 君看样子对我不太高兴。
  后来我又轻声和 A 君口嗨别的,他皱着眉头跟我说:“你觉得他们有种收我们钱,没种受我们吵么?你嘴上说得倒激进,但你行动上难道不是最守规矩的那一个吗?”
  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校服。今天我又穿了校服,而其他人都没有穿。此前我曾在朋友圈说:“校服是贵校早就摇摇欲坠的虚伪的‘集体主义’的最后的遮羞布。”因为以前对服装比较宽松的我校在我们这一届开始突然严抓校服。然而现在我却还自动自觉地把这遮羞布穿在身上。的确,即便在思想上纵横驰骋,在口头上粪土万户侯,可我从未想过在行动上抵抗别人的安排。在校时如此,旅行时如此,当时对那个运动也是如此——我的第一想法是“天哪,他们竟然敢——”
  我惊讶地发现,高中以来,也许是过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年纪,我竟从未把我的任何想法付诸实施。明明自我意识已经觉醒,单从行为上看却和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区别。
在德国的旅行很快结束了,完全按规矩行事的日子我接着过了 1 个月,直到高二开学、高中用绝望把我的最后希望粉碎为止。那时我被分在年级最差的班里,而不是如自己所愿进入重点班。
  之后,我和比例比高一多了不少的沉默的大多数继续厮混 2 年;做了操作比高一班任更奇妙的班任的班长;然后也许是因为强行实施激进的男女混坐政策被人告黑状整下台;再然后因为一个级长“女生牵手有伤风化”的言论组织静默游行未遂,被副校长录音谈话,险些进局子留下案底。我倒是逐步在用行动作些抗争,可 A 君当时的话总还是挥之不去。我就是没法成为他那样自由的人。
  然后我明白了。自由于我而言是要用逻辑争取的东西,于 A 君这样的人却是一种气质。他从小就在比我自由得多的环境里长大,根本不需要去争取什么自由。他只需要随意言论、行动,因为他随口说的就是自由的,他随便做的也同样是自由的。
  后来我通过《神曲》了解了一点天主教神学系统。在这个系统里,哲学与理性只能逼近而不能成为神性,A 君的自由于我正如天主教体系里的神性之于理性。我只能追求自由,却很难得到 A 君那样随意自然的自由的气质。
  其实那个诞生即关于解放并将我引向解放的理论也是这么说的,只是我一直不肯承认: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人单凭逻辑思考不可能摆脱自己的身份给自己施加的影响。
  我在高中虽没受什么可歌可泣的磨难,但感慨是不会缺的。由此我的个人主义还是稍稍宽慰了我,降低了我对人们的本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对正在做着各类考后复健训练的我而言,能发自己这个身份的声音、进行自己这个身份的思考就已经不错了。倘人皆能如此,人间倒也不至于这么多苦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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唉,偏远地区的高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,每天都被兔友包围,又要忙着读书

这大概也是我文章引申开去的一个地方:很多时候人们之间的差距是要以代来计算的。

我必大力狠干你屁眼

写挺好